文／陈根
不同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医疗资源整体不均衡、相对紧张的态势，近年来，受益于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支持，加之我国人口基数高、消费能力以及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等原因，民营医疗服务迎来蓬勃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医疗服务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可预测的巨大市场前景的另一端，是民营医疗服务医患争议下的民意滔滔。持续发酵的“爱芬医生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1月4日，在“患者”艾芬公开发声质疑爱尔眼科后的一周后，爱尔眼科给出了关于艾芬就诊过程的核查报告，否认了白内障手术和艾芬视网膜脱落的直接关联。而这，显然不是艾芬想要的答案。
艾芬的不幸是多种偶然因素的叠加，但作为医疗方的爱尔眼科显然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此事仍未有定论，但也已经折射的高速扩张民营医院的面临隐患，这值得我们警钟长鸣。
民营医院强劲增长
民营医院作为非政府公办，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具有重大意义，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就为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民营医院发展。“十三五”以来，实质性的政策更是不断出台，进一步破除社会办医隐形壁垒。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指出“明确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和功能定位，建立分工协作机制，促进分级诊疗。”分级诊疗制度的不断推进，间接为民营医院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方面分级诊疗制度将使大型公立医院的患者合理分流，有利于民营医院承接部分分流患者，增加医院自身的医疗服务利用量。另一方面分级诊疗制度下间接导致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流动性增强，也令民营医院可以借此加强人才引进。
当前，从需求端看，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居民医疗健康支付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将带来医疗市场的消费升级，潜在需求不断释放。再加上新冠疫情下，医保改革终于迎接了政府的态度的转换，医保线上支付得以加速打通。这意味着，接通医保支付的民营性互联网医院获客更容易，也就有机会对这些患者进行后续健康管理服务的转化，将进一步带动民营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供给端看，国际／国内先进技术与设备、社会资本介入、互联网信息化等则利好着民营医疗。随着“互联网＋医疗”成为热点，医院也走上了信息化发展道路。民营性的互联网医院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模式，赋予了传统医院、医疗服务机构、医生、医疗企业、患者新功能，重构了医疗健康价值网络，尝试着解决“医疗不可能三角”的难题。
因此，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生长下，品牌效应推动着诊疗人次的加快增长，技术更迭提升服务价格，发展模式可复制促进连锁化，友好的政策环境进行加持，民营医疗服务行业实现着稳定的增长。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年1月统计数字，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3．2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2072家，民营医院20404家。民营医院已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3．8％。
此外，截止2018年，公立专科医院1745家、民营专科医院6155家。从增长趋势来看，民营专科医院迎来快速增长，2008－2018年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77％，成为我国医疗资源的重要补充。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会怀疑民营医院在医疗体系的重要作用，但正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太乐观了，随着“跑马圈地”的不断推进，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才滋养着更多风险的生长。
纠纷背后警钟长鸣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医院在数量上已经实现了对公立医院的超越，但在床位数、诊疗数等方面较公立医院仍有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民营医院内部运行规范化水平不足，很多民营医院在管理上仍采用传统家族式或简单的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管理制度不规范、管理效率低下。重经济利益，轻医疗服务质量。重外部宣传，轻内部监管等问题。许多民营医院，特别是中小型民营医院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医院管理制度。
与公立医院人才建设中的重培养相比，民营医院轻培养、重使用，即很少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大多从公立医院挖掘人才。为在短期内实现医院和科室医疗人才结构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民营医院往往通过高薪聘请公立医院的科室带头人和医务人员，这就造成民营医院自身的人次梯队建设滞后，且聘请人员与民营医院原有人员存在工作融合的问题，容易在工作中产生矛盾。
由于民营医院发展时间较短，大多民营医院尚未形成完善的医院文化体系，事实上，大多民营医院留住人才的手段也仅限于高薪酬，造成民营医院职工流动性较大，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医疗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民营医院的发展。显然，这种一方面重视人才引进，另一方面却造成人才流失的现象，将影响民营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民营医疗服务行业内的监管和人才培养，疗行业除了助力公共卫生管理水平的提升外，还具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在民营资本逐利属性的驱使下，部分民营医院过分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过分追求投资回报率，轻医疗服务、重投资收益。
在此以盈利为单一目标的指引下，民营医院就容易出现了被媒体和民众广泛诟病的非法承包、出租科室，虚假夸张宣传，诱导消费，雇佣“医托”诱骗公立医院患者到民营医院诊治，夸张患者病情，诱导患者消费的行为。
“艾芬事件”作为一场医患纠纷，无疑将这背后的滋生着的风险放大到公众面前。2009年上市之初，爱尔眼科在全国仅有19家连锁医院。如今，爱尔眼科内地医院及中心数量已超600家，初步建立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也就是说，上市12年间，爱尔眼科旗下医疗机构的数目增加了500多家。
同时，爱尔眼科作为全国眼科专科医院龙头，门店也已布局海外，形成了覆盖欧洲、北美、东南亚、中国的发展网络格局。但如此大面积覆盖的“分级诊疗与连锁模式”下，治疗质量与管理能力也引发了担忧。
一方面，近年来随着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持续攀升时，医生人力资源成本仅占比约30％，医生资源不足，医疗质量也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在高速扩张的过程，爱尔眼科医疗事故频发。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爱尔眼科医院作为当事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共计41起。
在此次的“艾芬事件”里，根据双方的叙述和事情发展的时间线，如果将眼睛比做相机，晶体是镜头，眼底是胶卷。可以说，艾芬是相机出了问题，而爱尔眼科只换了更昂贵的镜头，没换胶卷，甚至还不知道胶卷坏了。多种偶然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艾芬的不幸。
这起纠纷被社会关注，揭开医疗纠纷悲剧性的一面：医疗行为的复杂，使得“对”与“错”的界定及其困难。但也同时提示了作为我国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医院所应当承担的一定的社会责任，以及其应当面对的内外部的监管和流程规范，真正做出调整和改变。
艾芬作为武汉抗疫中的“抗战英雄”尚且需要通过媒介以维权，下一个医疗事故的普通患者又将通过什么手段寻求真相？当不确定的风险真正发生时，高速成长背后的隐患逐渐显现，将会加速部分民营医院走向终点。这值得每个人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