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下,全球各国数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数字经济体作为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的开放协同、普惠共存的新时代产物,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竞争力增长带来强大动能。
当前,在主要国家相继升级本国的数字发展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美欧三方鼎立的全球数字竞争版图已初现端倪。其中,美国仍然占据着绝对领先优势,中国和欧洲则各有所长。同时,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利益分歧扩大,“东升西降”态势显著,中美战略竞争日趋加剧。
无疑,数字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对数字空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已悄然开始。如何培育数字竞争力,获得数字经济最大的发展红利,成为实现我国抢占数字发展的高地的重要目标。
数字竞争力赋予国力竞争新内涵
过去,国家竞争力大多是指在经济领域及其衍生领域的国家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能力。但是,随着信息化程度提升,应变能力与创新力量对于国家竞争力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数字化技术日益向经济社会渗透,未来国家竞争力也越来越体现为各国对数字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能力。数字竞争力赋予了国家竞争力新的内涵,是未来核心竞争力所在。
然而,数字产业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它的发展往往不局限于本产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技术传播与渗透广泛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其发展路径不仅依赖干自身产业规模的扩大,还体现于与其他产业、领域的融合发展。因此,可以说,国家数字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数字化技术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以及凭此优势带动其他领域发展的能力。
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安全保障为其他数字化的应用和服务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是整个数字竞争力的核心基础。只有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下,数字经济在一国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从过去一年的中美科技对抗来看,华为5G争端背后是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而TikTok禁令背后则是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两者之间彼此关联,互为因果。
数字资源使用和数字资源共享是培育数字竞争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不仅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其他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更发挥着越来越独立的作用。数据全球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任何相关的服务和数字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基于数字资源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使用和共享。只有在数字资源的驱动下,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才得以提升,而进一步驱动数字化对提升民生福祉和服务政府管理的功能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前,在数字竞争力提升到国际层面,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国际影响,进而使一国的文化、制度、观念等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背景下,中美欧三方凭借各自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使得全球数字竞争版图已初现端倪。
正如现实空间一样,数字空间的地缘格局依然由由国家实力所决定。从数字经济规模看,美国达到13．1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5．2万亿美元;欧洲国家中,德国、英国分别位居第三和第五位,规模分别为2．44万亿美元、1．76万亿美元。排名前五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78．1%。
可以说,美国仍然占据绝对领先优势,中欧则各有所长,但在整体实力上仍然与美国有着明显差距。但与此同时,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利益分歧扩大,“东升西降”态势显著,中美战略竞争日趋加剧。数字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对数字空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已悄然开始。
抢占数字经济战略高地
当前,中美欧三方凭借各自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在中美科技冷战和中欧寻求合作的大势下,凸显着三极鼎立的全球数字地缘格局。
其中,美国占据绝对领先优势。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紧抓数字革命的机遇,创造了多年的经济繁荣。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也紧跟美国脚步、积极推进数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成效。从2000年至2018年,美国在18年中曾有15年均排名数字竞争力榜单第一名。
重视顶层设计、保障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是美国实施国家数字战略的基本目标。美国继2018年发布《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提出六大国家机器智能策略之后,2019年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发布了最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旨在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维持领先地位。
然而,地缘政治的震荡也影响着经济局势的走向。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下,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对数字空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已悄然开始。
一方面,近年来,美欧在数字空间方面的利益分歧逐步扩大,竞争也愈发激烈。这从美欧间旷日持久的数字税之争中就可见一斑。长期以来,美国各科技巨头利用传统税法漏洞从欧洲获得大量利润。同时,美国科技巨头几乎垄断了欧洲的电商、搜索、社交等主要数字市场,而欧洲本地数字产业严重边缘化,多数欧洲国家对此不满。
2020年7月,欧盟法院(CJEU)在SchremsII(caseC-311/18)案中认定欧盟与美国签订的隐私盾协议无效,并对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境数据转移标准合同(SCCs)的有效性提出重大质疑,使得美欧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问题上分歧进一步扩大。
欧盟强势推出“数字主权”,认为“数字主权”是“促进欧洲在数字领域提升其领导力和捍卫其战略自治的一种途径”。同时,这也足以体现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抓住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重振欧洲的国际地位的强烈期待。
另一方面,在影响数字空间的全球地缘格局中,中美关系已经成为重要变量,中美的大国博弈也日益激烈。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打压华为和清洁网络计划为标志,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政策意图目前还只是围绕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两个焦点,但很可能随之扩散蔓延至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以及相关的贸易、金融和人员交流等领域。
有报告评估了中美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通信和智能手机等ICT领域的地位,认为中国在通信和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的垄断地位,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最为薄弱;美国则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和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绝对霸主,而华为已经在通信、芯片设计等数个领域撕开了美国构筑的高科技垄断壁垒。
显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又一轮全球权力的转移,数字空间成为大国发展与利益博弈的重要领域。在中美欧三方鼎立的全球数字竞争版图初现端倪的情况下,全球数字空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才刚刚开始。
位列第二,追赶第一
回溯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同时重塑世界格局。率先抓住机会的国家往往迅速崛起,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正成为这场百年变局中一股磅礴的力量,冲击着固有的边界和堤坝。
数字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不断降低数据处理成本,提升数据质量,是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基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识,决定了未来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和世界格局变化。因此,掌握数字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当前,中国已经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先者,是世界消费领域数字技术的主要投资国以及领先的技术应用国。根据信通院数据,除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多年蝉联全球第一外,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也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达到4．73万亿美元,2019年则达5．2万亿美元。
究其原因,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大量网民且较为年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这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商用创造了条件。
并且,中国互联网巨头不断建立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围,不断拓展延伸其边界。从BAT(百度、阿里、腾讯)到平安、华为等一些传统大型企业都在打造自己的生态系统,从核心业务出发向外扩张。
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企业和机构“先试水、后监管”的态度,数字化发展也得到了积极推动。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产业的监管在初期往往较为宽松,这虽然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可能稍显薄弱,但却给了创新企业足够的试水空间。
但尽管我国在数字经济的诸多领域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但两国间质的差距依旧不可忽略,远未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在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据市值的前二位,美国占68%,中国仅占22%。根据CBInsights数据,2020年9月美国和中国拥有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分别居前二位,美国占48%,中国占24．7%。
数字经济是看得见的未来,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追赶美国还是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欠缺依旧亟待补足。
显而易见的就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深,产业数字化水平依旧偏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实施“互联网+”行动、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当前,尽管有少数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快速实现产品转型并扩大产能,但多数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严重偏低。数字竞争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一环,中国要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领跑,必须继续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培育国家数字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凸显,中欧两国在数字空间面临着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欧洲国家领导人就双边合作进行了多次在线会晤,均表达了深化科技与数字经济合作的愿望。
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对与美国未来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数字空间地缘格局的重构。在未来,中欧在数字空间将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合作空间,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很多竞争和分歧,但合作多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增信释疑、互惠共赢将成为中欧关系的主旋律。
当然,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来支撑,这种发展环境包括政府层面的法律、制度规定以及完善的市场发展机制。但是目前看来,数字经济的良好环境依然有待构建。
中国也好,其他主要国家也好,数字竞争力的重要意义都不可忽视。培养数字竞争力,既要把握自动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革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市场的机遇,也要客观认识到政治决策、监管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数字市场不均衡的挑战。
既要明确本国当前所处的数字发展阶段与数字发展优势,也要重视本国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及时转换战略重心、调整战略布局,做到各方面竞争力均衡发展、稳步提升。在数字竞争中,全球数字空间的权力还将重新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