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超过一百万人的死亡，非传染性疾病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新冠肺炎重症中，慢性疾病和老年人更为常见。
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代价仍在继续攀升，而在政府治理和社会合作对防控疫情的影响之外，全球慢性病及相关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症、高血糖以及室外空气污染）的增长是疫情持续的另一重要动因。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便可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而全球慢性病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增长就像隐秘角落的“蝴蝶扇动翅膀”，在过去 30 年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风暴，在疫情大流行下刺激着疫情的发展，揭示了世界人口在应对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程度。
疫情凸显了人们基本健康方面的脆弱性，这更将在疫情平息后继续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当疫情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姿态打碎了曾经直线型的、平滑的、可预测的社会，让人们切身感受到“风险”一词的同时，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暗示着那些还在酝酿的风暴。
“慢性病”急剧加增？
医学服务于健康。现代医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与其自身，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联系，甚至改变了世界。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在欧洲中部，即便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平均预期寿命都大幅提高，在21世纪已达到70岁，而这在19世纪却被视为“高龄”。在中国，根据近日发表的2019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群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从68．1岁增加到2019年的77．6岁。
预期寿命的增加与卫生条件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营养和生活条件的提高，死亡率出现了下降，如果没有医学研究的成果，这将难以想象。并且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对付传染病的有效方法。
然而，在预期寿命增加的另一边，却是“慢性病”的急剧加增。对欧洲来说，在20世纪之初，40％的患者死于急性病症。到了1980年，急性病在各种死因中只占1％。而在同一时期，死于慢性病的比例从46％上升到了80％以上。1982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960万登记有健康问题的联邦公民当中，接近70％是慢性病患者。
在国内，自1990年以来，由非传染性疾病因素造成的中国人群的健康损失增加40％以上，2019年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和不良健康达到85％。
伴随这种状况的发展，似乎与最初治愈意义上的医学越来越相背离。这意味着，生命在终结之前，需要越来越频繁地经历较长时间的痛苦。
当然，这与医学进步对社会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诊断和治疗出现了分离。终于，更灵敏的医疗技术设备，大量涌现的诊断理论和术语，对人的身体“深层”所迸发的前所未有的科学兴趣，所有这一切使得从前不能被诊断的疾病得以诊断，然而，却尚无有效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
诊断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疾病的泛化。一切皆可“生病”，要么现在“生病”，要么有“生病”隐患，这早已脱离人的实际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医学的成功使人处在了疾病当中——医学有能力凭借先进的技术作出诊断。
吃太饱的人们有什么问题？
然而，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诊断和治疗出现了分离之外，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的危险因素的增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面对的都是凶险的生存环境，没有先进的科技，面对疾病，寒冷，饥饿，野兽，人类以渺小又顽强的姿态在温饱的生死线上挣扎。直到狩猎的生存方式出现。
人类发展出农业，畜牧，再进入工业社会，这个过程长达千年，人类从抗争自然到征服自然，从吃不饱到如今的吃太饱。随着人类对食物的摄取方式越来越高效，吃太饱的人们面临着新的问题。那就是健康。
在狩猎时代，人们吃野外所采集或捕猎的新鲜食物，几乎无谷物、无农药和除草剂，近乎无加工食品，也无基因改造食品。表土充满有益的生物体，植物以自然步调生长，微量矿物质回收到土壤中以便在下个年度使用；植物和动物提供滋养及营养丰富的食物。
慢性疾病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尽管人类的祖先们或许寿命不长（因为感染性疾病及创伤），但他们大多都免于发炎和退化性疾病。
然而，快转到工业革命后，为了喂养二次大战后美国人口成长而大量生产食品，大型农业和机械化诞生了。大量加工后的谷物，如麦、玉米、米及黄豆，提供了廉价易得的热量。取得快速的包装冷冻食品，比觅食来得有效太多。但便利性是有代价的。当人们精于大量生产的谷物、油品及动物时，却以人体的免疫功能的损耗为牺牲。
对食物敏感、神祕而频繁的衰弱症候、胰岛素阻抗、肥胖症及慢性疾病，都成了家常便饭。现代的生活形态终究成了人们自体免疫状况的根本原因，而现代食物则是最大的元凶之一。随着人们从吃所觅得的多样化食物，转向只吃数种主要作物后，人类就经历了在健康上的整体下降。
终于，人们从断续的食物可取得性，转向常态的食物可取得性（包装好的加工食品），和从季节性食物转到终年可得（进口或温室种植）的食物。慢性炎症也就发生了。
炎症就是人们所说的“发炎”，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健康防御反应。但如果致炎因子持续存在并且损伤组织，炎症失控成为慢性炎症，就可能导致很多健康问题，例如糖尿病。可以说，慢性炎症就像现代社会的无形大网，潜伏在人们的身体里，逐渐破坏我们的器官，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
通常，当能量和营养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经过加工并产生大量副产物。随后，有用的功能性产物迅速分布到各个器官并被代谢。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细胞和组织需要储存营养物质，并处理有害的中间产物。
然而，在现代饮食结构中，很多人的能量摄入都远远超过了需求，由此给细胞和组织带来长期的代谢压力。比如，胰腺每天都要分泌四五百毫升的酶，来调控我们每一顿饭所摄入的能量。如果胰腺处于长期压力之下，就有可能出现故障。
《柳叶刀》曾列举影响健康的十大因素，在中国范围内，高血压、吸烟、高钠饮食和空气污染是疾病负担前四位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体重指数、饮食中缺乏全谷物和蔬果，以及饮酒也都是位列前十的死亡危险因素。其中，近年来，高体重指数和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上升最多。
从这些危险因素造成的危害来看，对健康最大的累积影响来自于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显著上升，自2010年以来每年上升1．5％。整体来说，代谢性危险因素（即高BMI、高血糖、高血压及高胆固醇）占2019年全球健康总损失近的20％，比1990年（10．4％）高出50％。它们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死亡：在2019年，高血压造成五分之一的死亡（约1100万人），高血糖、高BMI以及高胆固醇导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650万、500万人和440万。
而在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中，只有吸烟已显著减少。实施国际烟草控制政策的巨大努力，使全球自2010年吸烟的影响降低约10％，尽管2019年烟草使用（吸用烟草、二手烟和咀嚼烟草）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与丹麦）仍然是主要死因，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近900万人的生命。
后疫情“风暴”下人类何为
不论是诊断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疾病的泛化，还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的危险因素的增加，全球慢性病的危机都已在过去 30 年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风暴。
在疫情期间，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包括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在内的慢性病，均与疫情所导致的严重疾病与死亡的风险增加相关。但显然，疫情大流行揭示了世界人口在应对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不足，进一步凸显了人们基本健康方面的脆弱性，而这更将在疫情平息后继续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
事实上，大多数危险因素均可得到预防与治疗，且对其进行处理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益处。但人们依旧未能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与膳食质量、热量摄入以及身体运动有关的行为。其中的部分原因则在于政策的关注、公共健康资金以及行为方面研究工作的不足。
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各种疾病不仅在生理上互相影响，还与社会因素互相作用。如何在社会层面开展行动，应对慢性病、社会不平等以及新冠疫情下多种疾病的互相影响，在后疫情时代将尤为重要。
此外，在个人层面上，人们很早就发现，个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并非是单纯的生活习惯。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表示，保持健康的简单方法就是“少吃多劳作”。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也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
生活方式是基于个人信念和价值观所形成的一整套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从个人的认知层面开始，作为核心概念，这也是生活方式医学诊疗的关键出发点和作用点。
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对生命及健康的认知提高到了分子水平。20年后，生命科学进入了后基因时代，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更加深入、精准到基因水平，产生了大量的基因诊断技术、肿瘤靶向药物，以及在基因检测基础上对高危人群的早期发现和干预等。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认知却并没有随着医学诊疗的认知而进一步提高，反而造成了更多影响人类健康的风险因素的发生。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姿态打碎了曾经直线型的、平滑的、可预测的社会，让人们切身感受到“风险”一词的含义，在揭示世界人口应对疫情影响基本健康方面的准备程度的同时，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暗示着那些还在酝酿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