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技能化危机隐现
事实上，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然而，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外卖则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外卖骑手群体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2020年的疫情也在改变着蓝领群体的就业考量，钱多、离家近、自由度高等因素逐渐被重视。所以，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根据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如今，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2020年，DCCI曾发布了一份《新蓝领就业与生活状况研究报告（2020）》，报告中指出，分别有38．3％、42．8％、40．3％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平均月收入超过9千元。这同样高于2020届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起薪。
可以说，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类新职业正逢其时。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但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然而，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北大博士后陈龙的研究中就曾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此外，从劳动层面看，外卖行业仍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劳动力需求量大，技能要求低，劳动替代性高。而从技术层面看，外卖行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探索与应用迅速发展，并具有替代脑力思考的趋势。在劳动密集型和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下，外卖行业呈现出低技能要求与高技术发展交织的复杂态势。
外卖行业在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限制者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平台的准入门槛低，技术性不高，吸引了许多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这使得劳动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缺乏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倒逼。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外卖行业，当越来越多外卖骑手的工作年限的增长不再能促进劳动者技能的积累时，平台劳动者将面临与传统劳动力市场脱节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总有完全成熟的一天，那意味着，低技能劳动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问题，这是困局之外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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